（原标题：纸媒风光不再 新闻仍在破茧 见习记者：张博）

    “这份报纸承载了我们许多新闻人的理想、青春、热血、初心，亦承载了许多见过面或未曾谋面读者朋友的关怀、支持、回忆、期待。二十年芳华已逝，相信留给我们的一定是最美好的记忆！感谢您二十年长路相伴，愿您仍与我万水千山相随！”“2004—2020，17年，6210天，4122期……这一组数字，见证了《皖北晨刊》的成长，也记录下一个个温暖而难忘的瞬间。”“您今天拿到的这份报纸是《皖东晨刊》纸质版的最后一期——停刊号。”“一份延续了28年的报纸将在今天按下暂停键，有一点伤感，因为这总归是一个告别”……

    2021年元旦前，近30家纸质媒体宣布休刊或停刊，有些甚至连休刊词都没有留下。曾经，手捧报纸阅读的景象随处可见，而今，手拿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获取资讯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风景线，传统媒体风光不再是不争的事实。转战互联网主战场，不但是传统媒体的时代课题，更是其自身的涅槃重生。

    理性看待 不必恐慌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站数量为468万个，较2019年年底同期减少50万个，下降9.7%；APP数量为359万款，较2019年年底减少8万款，下降2.2%。而据《201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851种，相比于上一年度降低1.07%。从两组数据的对比中不难发现，网站和客户端的关停数量远远高于报纸，但却未见如报纸停刊、休刊这般恐慌。

    “互联网具有充分市场化竞争，生生死死早已是常态化，而报纸因为有刊号，并不是完全化的市场竞争，那么这种近乎于坐拥在垄断资源上的关停，势必会让人不好接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说道。

    青年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清川认为，引发震动的其实不是数量而是趋势，虽然互联网关停的绝对数很大，但新创的数量也很多，报纸的停与休虽仅以十百计算，但新生数量却屈指可数。“和前几年相比，报纸停刊、休刊的社会关注度已大幅降低，但关注甚至慨叹依然会在。一个原因是，纸质媒体大多历史悠久，曾经读者众多，在社会生活、社会治理中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原因是，纸质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顺利完成转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都还脆弱。”

    其实，报纸的关停并转犹如人的生老病死，“作为一个从业30年的‘老报人’，我认为报纸的关停是正向发展，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台长丁洪如是道。李清川则表示，“无论是基于优胜劣汰还是供需关系，失去核心优势、同质化竞争的报刊，其数量还应进一步缩减。”

    停刊、休刊的背后不只是一报一刊的断舍离，还有传媒格局深度的结构性调整。郭全中认为：“市场化运作纸媒停刊、休刊，是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是顺应时代而做的必要改变。”“通过停刊、休刊重新配置资源，建设更有传播价值的平台和阵地，是必然选择。”李清川认为，报纸的停刊、休刊是传统媒体的更迭，是时代的进步，媒体人应该积极看待。当然，停刊、休刊也印证了传播格局的剧烈震荡还在继续，传播格局的重构、传媒生态的重塑还未根本完成的事实。

    丁洪则告诉记者，对于报纸的停刊、休刊应从三个方面客观看待：受众维度，即受众获取资讯的方式是不是发生变化；运用维度，即市场化报纸是否还有造血功能；结构维度，即产能是否过剩。“但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我认为报纸不应盲目的选择停刊、休刊，要量体裁衣。”他补充道。

    准确定位 垂直细分

    有的报纸，已没有办法迎接2021年的第一缕阳光；有的报纸，会受到2021年阳光更加火热地炙烤。

    李清川认为，相比停刊、休刊的感叹，重要的是留下来的报纸如何发展。“现在的传播格局不必要求‘千报一面’，报纸应该根据自身定位做出特色。”例如，某些发达省份的省会就拥有《××日报》《××晚报》《××时报》《××都市报》……在有限的“蛋糕”中，近似且针对性弱的内容必然导致恶性竞争，形成人人吃不饱的局面。李清川表示，“注重报道质量的提升，创新形式，注重传播效果，形成差异化竞争才是关键。”

    郭全中认为，内容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但就目前报纸生存而言，按照市场新需求为受众提供满足对应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核心。“没有受众就没有人买单，那就谈不上造血，不能造血就无法在市场中保持生命力。”郭全中建议，提供满足受众需求的产品和内容，可从与新技术充分融合、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出新的产品三个方面入手。

    作为一直深耕于纸媒的老报业人，丁洪表示，传统媒体明确宣传功能、产业功能和文化属性是报纸生存的重要着力点，“新媒体下的碎片化阅读几乎不可能形成像传统媒体一样根植内心的文化作用，这也就要求市场化报纸不能只考虑快速传播，新闻在新媒体端早就发了，报纸再做信息纸还哪儿有人看，要做有文化情怀的传播，做大做强专副刊。”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报纸根据内容划分为综合、专业、生活服务、读者对象和文摘的五类，除生活服务类报纸降幅有所加大外，其他四类报纸降幅均有所收窄；专业类报纸和读者对象类报纸降幅较小，所占比重提高；综合类、生活服务类和文摘类报纸所占比例继续下降。

    可以看到，报纸正在逐步向细分的垂直领域转型，“作为走进家庭的报纸，晚报、都市类报纸要时刻知道自己的受众在哪儿，了解受众的需要是什么。”在丁洪看来，在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故事化、期刊化是内容发展的趋势。他举例说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呈现了这样的趋势，而《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也一直被读者津津乐道。曾经号称自己的受众可以覆盖从老人到孩子的报纸如今早已不敢提这事儿了。”

    “每一类报刊都要有自己的发展定位、服务人群、供给内容。”李清川认为，党委机关报的关键是“阵地”，作为党的宣传思想舆论阵地的排头兵，要立足传播好党的声音，在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专业类报刊的关键是“服务”，要通过紧密联系人群，持续提供专业服务，进而与受众形成紧密关系；融合类报纸数量最大，关键是“协同”，既要充分发挥报纸专业队伍和角色权威的优势，大量生产优质内容，又要通过新媒体平台与读者、客户实现充分互动。

    移动优先 转型大考

    早在2012年，英国《卫报》前总编辑艾伦·拉斯布里杰就直言：数字优先是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的未来。事实上，移动优先的概念已成为全球报人的共识，传统报业人纷纷在发布时间、资源供给、战略布局等方面向数字端倾斜。

    据《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0》显示，94.26%的被调查者单位都已设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可视化融合大屏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提高。郭全中表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打通渠道，渠道通了声音才能传出去。”

    “但数字化转型并不是说载体的数字化，而是要实现机构的数字化。”丁洪表示，载体的数字化早已不新鲜，现在要做的是把信息传播变成信息流，将信息流变成数据，从而实现真正意义和维度上的数字化转型。

    2008年美国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宣布数字化转型的消息曾震动全球报界，但现今采取此类行动的报纸早已屡见不鲜，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越来越多的报纸转向网络。

    然而，对一份在数字融合方面未能做足功课、缺乏一定规模的数字受众积累，以及基于数字端的商业模式尚处于空白期的报纸来说，关停转网意味着立即关闭基于纸媒的现金流，虽然降低了成本，但无持续收入也必然会将报纸逼入异常危险的绝路。郭全中直言：“转型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救’所有的传统媒体，由于市场空间有限、自身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人才队伍整体实力不符合互联网要求，一部分传统报业根本没有机会转型，或者说转不动。”

    信息正在聚合，实力正在重构，简单的转网也并非等同于转型成功。“我认为，互联网时代，媒体还应当积极思考为谁服务和服务什么，而如何创新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前进的时代之问。”李清川表示，回答好这个时代之问，找到自己的精准定位，是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

    面对波涛汹涌的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突围的机遇，以此保证其在危机下寻求到生存下去的机会。郭全中提出，转型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转变，陈旧的观念不足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其次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要给予足够的关注，缺少“精干高效”人才是很多媒体在融合发展中的瓶颈；同时还要塑造包容的企业文化，互联网本身就存在试错的发展规律；最后在新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深耕，强烈的产品意识和适配的服务能在有限的市场中获得用户的青睐。

    对此，丁洪以《银川日报》《银川晚报》为例表示，“人才是我们目前转型中的痛点，尽管我们已经实现移动优先，完成了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部署，但二次加工的内容和一次发布的内容重合度比较高，我们缺少能真正生产出新媒体产品的人才。”这种发展的瓶颈，在日常所接收到的资讯形式中随处可见，相信是很多处于转型发展的报业所存在的共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尽管报纸进入了中年，可新闻尚在破茧。就如许多人所言，消亡的是纸，报将以不同形态而存在。“在互联网时代，如果网上有聚合平台，线下有报纸，这样的融合发展既可以发挥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上的权威、专业优势，又能在传播渠道和方式上持续增强。我相信未来会更好。”李清川在采访最后补充道。